(一)入学哈军工

　　1956年我上高三。当年元月，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作为我军军事工程教育最高学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下称哈军工），首次入川招生。8月，我与哈军工在成都、重庆录取的其他青年一起登上一节专用军列车厢，一路北上到达哈尔滨。

　　那年哈军工预科五期招生共1600多人，集中后全部拉到军工野营场进行入伍教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9月底在野营场，新学员面对鲜红的八一军旗，逐个进行了入伍宣誓。大盖帽上佩带上了八一军徽，军装也杠上了红底黄边的学员肩章、领章，我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在野营结业式上，苏联总顾问奥列霍夫中将在副院长刘居英陪同下检阅了部队，对整齐化一的分列式大加赞许。

　　1957年夏，学校组织预科学员到各系、各专业实验室参观。空军工程系航空兵器专业轰炸机的自动化炮塔系统深深吸引了我，我填报了这个专业。我如愿以偿进入空军工程系航空兵器专业，并当了班长。

　　1958年哈军工第一期学员毕业，完成了培养学生的一个周期。与此同时，哈军工按照“尖端集中、常规分散”方针开始分建和扩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工程系等由各军兵种接收，分迁至全国各地建校。哈军工保留了空军、海军工程系，适应科技发展，新组建了导弹、原子、电子、计算机等工程系。

　　我1957年入军工本科，1962年7月毕业。由于新建电子工程系需要，1961年5月，专科政委通知我“提前毕业、留校任教”。于是，我到新成立的电子工程系微波工程教研室报到。

　　（二）长沙国防科大再次参军

　　成为微波工程教研室教员的我，首先是到西安、南京等地的雷达工厂广泛收集素材，到图书馆翻阅外文杂志。费时两年多完成教材编写。1964年暑期，我带领学生去南京雷达工厂实习，返校后开课，并指导学生课程设计。

　　1965年电子工程系专业调整，微波工程专业与电子对抗专业合并。期间，我被抽调参与了我国第一代军用晶体管数字计算机441-B的研制。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我参加了赴边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了宝清县。那时，不时还有在边境冲突中牺牲的烈士遗体运到宝清烈士陵园安葬。年底传来哈军工要南迁长沙的消息。当时我参加了国家东风某号导弹突防干扰机的研制。在家属不能南迁长沙的情况下，我只能在哈尔滨与长沙两地间来回奔波。1971年底我在北京做实验，正逢唐山大地震。我们在七机部招待所住着。晚上大喇叭通知：今天动物园动物有异常，请大家提高警惕！于是，我们把所带的饭盒上面倒放一个啤酒瓶子，瓶子底面再放上勺子，作为地震的报警装置。

　　1978年秋，长沙工学院重新参军组成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大政治部副主任专门来哈，对必须去长沙的教师逐个谈话。我记得和我谈了三条：一是不去长沙不参军，二是不去长沙不能评职称，三是不去不调工资。再三权衡下，我去了长沙。在国防科大，我又再次穿上了军装，并参加了国内高校第一个大型微波暗室的建设。

　　在我去长沙以后，家里的老老小小均由我爱人照料，她留在哈尔滨，全力支持我在国防科大的工作。

　　（三）转业回到627所，再进哈工程

　　1981年，国防科大第一次有转业任务，组织上首先考虑我。我顺利地从国防科大转业回哈尔滨，到了同在军工大院、由空军工程系风洞实验室演变成的航空部627研究所。

　　在627研究所第五研究室，我参加了波音公司公布的一种新型流动显示技术研究，将原有主持工程师的设想转变为现实，很快完成了整体设备的设计，并在所里生产车间完成加工、装配、调试。1982年夏天，我们进行了风洞实验。实验必须在晚上进行，关上所有窗帘、关闭所有灯光、照相机快门常开，长时间地记录下在实验模型后面的一个横断面上逐点扫描压力并实时转换为不同颜色的光点，得出模型后该处横断面上的空气流动状态。实验模型是美F-15军机，它身后拖出的气流漩涡大小、位置、强弱，由不可视变为可视。我们除了实现这项实验技术外，在显示压力大小的颜色种类上采用电视技术，把代表压力的颜色做到了16种。此技术荣获1983年航空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次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我为此写了文章，发表在1984年航空学报上。

　　1984年哈船院电子工程系扩大，我进入了电子工程系。由于工作需要，很快当了系副主任、主任、学校副校长，直至退休。

　　原来老军工人戏称军工人的归宿就是：“松花江畔埋忠骨，荒山嘴子冒青烟。”我想，作为一名早已以身许国、决心将毕生奉献给国防教育事业的军工人，这应当是我们能够欣然接受的归宿，或者说就是我的北国情吧！

　　（作者肖荣端：男，1939年生，原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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